[我们今后CSR的课题就是要解决人们现在所直面的一些社会课题，CSR也成为我们今后发展的主轴，未来我们将以如何解决人们所面临的社会课题作为企业CSR发展的重要支柱]

　　以盈利为主要考核指标的企业，为何应关注社会责任？

　　近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对话富士胶片中国区总裁太田雅弘。他从一家跨国公司的视角，分享了企业如何看待社会责任，怎样在环保支出与企业效益之间寻得平衡。日本重工业时期的经验表明，那些真正重视社会责任、尊重社会价值取向的公司更有可能基业长青。

　　第一财经日报：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对富士胶片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太田雅弘：2014年1月，富士胶片公司迎来了创业80周年，富士胶片是一家以摄影胶片创业起家的公司，我们富士的色彩是非常有名的。摄影胶片的生产离不开大量洁净的空气和水，因此我们在生产过程中非常重视环境的保护，我们的工厂在排水、排气等方面的措施，以比政府规定更为严苛的方式在运营着。因此，我们的企业标志色是绿色，这也代表着我们向利益相关方传递我们非常珍视环境保护，也开展了很多环境保护的应对措施，这是我们所希望传递的一个很重要的品牌形象。正是因为我们对环境非常重视，也让我们产品的销售实现了增长，也成为了我们的代表性特征。

　　正如大家所知，整个摄影胶片市场在2000年因为受到了数码相机的冲击，整体销售开始大幅下滑，我们富士胶片也在这个时候进行了转型，向全新的方向发展。我们今后CSR的课题就是要解决人们现在所直面的一些社会课题，CSR也成为我们今后发展的主轴，未来我们将以如何解决人们所面临的社会课题作为企业CSR发展的重要支柱。

　　日报：现在富士胶片在中国的生产工厂主要有哪些？

　　太田雅弘：我们在中国有以下几个非常重要的主力工厂，首先在苏州，有我们负责数码相机和医疗设备生产的工厂；其次在北京近郊的三河和苏州，有两家生产印刷版材的工厂；另外在天津和深圳，有组装和加工镜头的工厂。主要是这五大工厂（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工厂）。

　　日报：环保开支的上升将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富士胶片是如何平衡成本和企业社会责任需要的？

　　太田雅弘：富士胶片是一家以摄影胶片起家的公司，在创立之初，我们为了应对环境问题，也花费了很多的财力物力。从结果来看，正因为我们对环保的重视，才树立了我们环境友好型的品牌形象，以至于后来我们没有生产胶片，大家对于我们的品牌印象依然非常好，让我们的品牌能进一步发展，进而也可以进行其他事业的横向发展。虽然说在一段时间内，会因此有成本压力，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我们其实是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日报：日本重工业化阶段的经验，对中国有何借鉴意义？

　　太田雅弘：在我小学四五年级到初中这段时间，也就是（上世纪）60年代，日本遭遇了很严重的环境污染。当时日本也正处在高速经济成长期，有些工厂的烟雾排气是直接外排，有些废液也没有经过特别的处理就排出，当时我居住的东京地区，私家车发展普及，整体的车辆尾气排放非常严重，严重到我上小学的时候整个夏季和冬季的空气都不好，虽然当时还没有PM2.5这种说法，但是污染确实严重，以至于在夏季和冬季，小学是禁止学生到外面操场进行户外活动，有很多体育项目都不能进行，非常遗憾。另外，在地方上，由于废气和废水的随意排放，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开始蔓延。

　　由于上述原因，日本政府非常迅速地开展了一系列行动，使得日本现在的环境非常好。现在中国也正处在经济高速成长和小汽车大范围普及的时代，个人也非常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借鉴当时日本的一些经验，快速地采取行动，进而获得比较好的成果。

　　日报：除了政策方面的强制要求，企业重视社会责任的内生动力是什么？

　　太田雅弘：实际上造成污染的原因之中，是一部分公司的CSR意识非常薄弱，进而造成了这样污染的结果。但是同样，有CSR意识薄弱的公司，也有CSR意识比国家标准更严格的公司，比如富士胶片，还有其他很多公司。从结果上来看，当时CSR意识非常强的公司，到现在还是作为一个品牌在这个市场上存活着，而当时那些出现严重的环境问题的公司，不是破产了就是成长停滞了，或者当时市场地位非常高，现在也变成了市场地位非常低的状况。

　　另外，在经济处于高速成长期时，日本也并不如现在这么富裕，所以当时人们的思想和现在也不一样，当人们实现了经济富足时，想法就会转移到对健康、对生活品质、对环境，更清洁的空气和水等方面的要求，因此大家会有不购买那些造成了恶劣环境后果的公司产品的想法。随着人们这些购买心理的变化，废物排放管理不太好的公司，也被逼得不得不去改变。

　　日报：如果一个企业开始意识到需要承担一些社会责任的时候，可能是先从企业高层，比如总裁或者董事长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怎么样让每位员工都认识到承担社会责任是正确的事情？

厦门猎头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