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股市不为人知的决策过程

从1988年回国以后，高西庆就爱骑自行车。他曾多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自己在搞证券市场的时候，如何从对外经贸大学，骑到珠市口，到中创公司，再到万寿路。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他说，比起从前更愿意骑车上下班了，既锻炼身体又保护环境，“只不过要多戴个大口罩。”爱骑行，我想大抵是与他多年的留学生涯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或许可以理解为这是西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在他身上留下的诸多印记之一。

1982年，硕士毕业之后，高西庆赴美国深造。一年之后，他进入美国杜克大学，攻读法学博士。“这一年对我的影响极大，我没想到他们的法律意识能够深入到那个程度”，在当时来自大陆的中国留学生当中，高西庆是第一位取得美国律师资格的人，而且迅速获得了华尔街的工作机会。留学的几年时间“西化”了高西庆的眼界和格局，但在骨子里，中国这片土地上那个时代的烙印，却深深地刻在他的身上。

“说老实话，我们这一代人可能选择比较少，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从深层次来讲，你没有选择”，高西庆在很多公开场合都聊过自己早期所吃的苦，这一次他用一种近乎“宿命论”的方式来回述那个时代留给他人生的空间，“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要么我就去修铁路，要么就是下乡到农村。”高西庆选择了修了3年铁路。之后他调回了西安，后当上了工农兵大学生。

他说能够步步求学，源于家庭的教育。

他告诉我，当时父亲已经关了监狱，军管会要求他的母亲带着所有的孩子下到农村去，当时高西庆还有一两年就能够结束学业，他的母亲便求军管会，能不能把高西庆留下，让他继续再上学。

“我母亲从来不求人的人，就为这件事恨不得给人家跪下”，回首往事，高西庆一路讲得淡定从容，直到这里，他强压情绪的声音里面出现了一丝丝的颤抖。高西庆红了眼睛。

他曾对外表示，受了太多的苦，就容易变成一个彻底悲观主义者，但是他特别庆幸，他受的苦，都没有长到使他最后对人性产生最终的怀疑。————高西庆自称是一位富有“理想主义”情怀金融实干家。

从参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初创，到两进两出证监会，到2003年转向投资领域任职社保基金，再到2007年管理千亿美元级的主权财富基金，高西庆的职业生涯与中国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改革息息相关，而他的“理想主义”和“市场派”的理念让他一度遭受利益既得者的排挤， 不得不面对市场对于其监管思路的诟病和质疑。

“有朋友问我，是信资本主义，还是信社会主义，我说这是愚蠢的问题”，高西庆认为在“中西”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决断，这非高傲，“我是一个比较讲理想的人，也是一个比较与人为善的人，这就是我的原则。

其实，面对一个年过花甲、几经浮沉的人，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的交流中，很难探究他真正的原则和理想，他总是笑意浓浓。正如他所说，与人为善、谦和已经成为他本能的处世之道。

高西庆赞同“夹缝中的人”这个角色，但是当你竖起针尖的时候，他不会再对起麦芒。“左边右边都有人骂你，上边下边都有人整你，这个我很习惯了，别人说晚上睡不着，想起来很生气，我说我感谢上帝，我每天晚上睡的都不错”，他心宽着呢。

高西庆呼吁股民也能够心宽一点儿“你的期待值不高，你就不会有那么大的纠结”。如今他终于如愿回到杜克任教，对他而言，在证券、金融投资领域里能运用到教学当中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他说：“中国的政府机构运作方式透明度相对比较低，整个新的法规形成的过程，做决策的过程是不为人知的。我现在有这个经验，我觉得我可以现在教书更好一些。”聊起怎么当个好老师，看得出高西庆的兴奋是发自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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