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信任什么人？谁又能回答这个问题？据世界海洋保护组织（Oceana）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标识为鲷鱼的鱼类，有87%并不是真正的鲷鱼。而假冒金枪鱼的比例高达59%。在购买体香剂或防晒霜时，消费者必须到环境工作组（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EWG）的化妆品数据库，确定这些产品是否有毒。再也没有人愿意去吃宜家（Ikea）的肉丸，因为这会让人想起《黑骏马》（Black Beauty）。

当下，消费者并不是信息披露不充分的唯一受害者。公司股东同样深受其害。最近，美国证监会（SEC）委员路易斯•阿奎拉鼓励公司在即将到来的股东大会季进行更全面的披露，令人耳目一新。阿奎拉写道：“与许多投资者一样，我也希望能获得额外信息，帮助投资者们做出更明智的投票和投资决定。”阿奎拉甚至要求公司提供精确的、强制性的信息披露，甚至鼓励公司走得再远一点。

很明显，公司领导人可以做很多工作来帮助股东树立信心。爱德曼公司（Edelman）2013年信任调查的31,000名受访者中，约有四分之三表示，他们并不相信公司领导人能够解决社会问题。超过80%的受访者不相信公司领导者能做出伦理决策——或是说出真相，无论真相有多么复杂，多么地不受欢迎。

最近，笔者参加了大大小小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议。有一位董事提出了爱德曼调查所涉及的问题，还质疑为什么对CEO的信任度会如此低。有的股东认为公司不当行为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但另外一个更为显著的解释则涉及薪酬问题。

这也是阿奎拉敦促上市公司披露CEO与员工薪酬之间比率的原因。虽然《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已经就此提出相关规定，但美国证监会并未制定适用规则。阿奎拉写道：“公司内不同级别员工的相对薪酬，比如CEO的薪酬与平均工资之间的比率，可能给公司带来风险，包括造成员工、客户与股东不满的风险。”

其他方面的披露也能有助于上市公司解决工资差异和股东不满的问题。其中一项便是公司是否向所有员工支付了基本生活工资；若未全部支付，未获得基本生活工资的员工所占比例是多少。

《守住底线：为基本生活工资而斗争！》（ Looking Up at the Bottom Line: The Struggle for the Living Wage! ）一书的作者理查德•特洛克塞尔对基本生活工资的定义是，工作40个小时所获得的满足任何地区基本生活所需的工资。虽然最低工资是一种一概而全的措施，但根据地理位置不同，基本生活工资可能高于最低工资，在个别情况下也会低于最低工资。他说道：“公司支付基本生活工资至少可以避免1,000万名领取最低工资的员工在未来无家可归。通过稳定这些员工的经济状况，公司可以减少人员流动以及因此产生的巨额成本，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大有好处。”

另外一种有助于解决薪酬风险的披露是针对潜在薪酬偏见的措施。例如，不同性别与种族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的薪酬存在什么样的差异？一年、五年、十年之后，这种差异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又有哪些变化？女性学会（Institute on Women）CEO朱丽叶•格雷伯最近发表了与性别平等有关的报告。她认为：“对抗偏见需要无可动摇的事实。”通过消除偏见，公司领导人能够证明，自己愿意讲出真相，就算真相可能并不受人欢迎。

投资者是否会像阿奎拉主张的那样，理解这些披露的价值？金融服务公司Global Analytics的股东及人力资源事务负责人马克•阿波尔哈特说：“自愿并且主动披露人力资源标准对投资者非常有帮助。”美国互信责任中心（ICCR）高级项目总监大卫•希林对笔者表示，他认为这种信息对于股东非常重要。ICCR共有300名机构资产经理，旗下管理的资产约合1,000亿美元。“员工需要得到公平的工资，以及一份能维持生计的基本生活工资，以满足基本的开销。有一些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对员工同样重要，这样，他们也就不会一生病就陷入赤贫状态。”如果员工陷入这种压力，就不可能快乐，也就不会有工作效率。

虽然我们不能通过信息披露解决所有问题，但我们有理由期待信息披露带来意识的提升。董事会在公开披露时，会更专注地考虑关键问题。若董事会和公司高管都能注意到股东满意度，公司就会变得更强大、更持久、更稳定。

厦门猎头